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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师
时间:2009-4-29 关注人数: 作者:乐山佛教协会

自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以来,在佛教的缁素两众间,提起印光法师的大名,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一部《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亦几偏及于全国。在他入寂五十年後的今日,印老的《文钞》,仍是台湾印行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门宝典。这固然是由於法师的文字言言见谛,字字归宗,深入显出,妙契时机;但主要还是他身体力行、老实念佛的功力所感召。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绍伊,出家後法名圣量,字印光,别署常惭愧僧。他是陕西省合阳县人,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父名秉纲,有三子,长名从龙,次名攀龙,法师居幼。他自小从长兄读儒书,也犯著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即「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后来病目,几至失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到了目疾渐痊,批阅释典,研究有悟,乃发心出家。光绪七年(时二十一岁),他由西安到终南山,在南五台的莲花洞寺出家,道纯和尚为他剃度。

  据他自己写给邵慧圆居士的信中说,他出家未及三个月,他的长兄曾找到寺中,假说母亲病重,要他回家看看。回家後就逼他换下僧装,不准他外出。後来他再度逃家,回到莲花洞寺,对他师父说∶「弟子在这里住不得了。」他师父给了他一块龙洋,让他离寺去行脚参访。初到湖北竹溪莲花寺挂单,为寺中打煤炭烧水。光绪八年四月,到陕西兴安县的双溪寺,从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之後就到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在终南山一住五年,於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月,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修净土的道场,于是他就到北京西北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挂单念佛。翌年,向资福寺告假朝五台山,然後仍回到资福寺。他在寺三年,曾充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工作之馀,研读大乘经典。到了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他又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职,翌年又住北京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

  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讷质朴,而不自我表现。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後来由於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已,这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的事。

  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後,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

  光绪三十年(一九○五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他协助,他陪著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老。宣统三年,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老见面,印老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於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後,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老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印老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老由此相识,以後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老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後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後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年(一九一六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老,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後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後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於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又云∶

  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前,印老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徐蔚如陪著母亲上山求皈依,印老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老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老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老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著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老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著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後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老於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老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老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他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後,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老「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老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後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老座下,为印老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老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老。印老板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後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自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以後,印老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於没有落脚的处所。後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後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於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兰若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八年(一九二九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後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 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

  印老到苏州後,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於各种初机佛书,前後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 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後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於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後,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後,存摺馀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摺款维持,他认为先赈灾再说。

  他由上海迁到苏州後,一直闭关潜修,但请求皈依的不断,各界的书信也如雪片飞来,这就增了他不少的精神负担。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推代表到苏州,请他出关说法,他推却不掉,出关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社址的觉园-就是早年简照南、玉阶兄弟的私宅南园,後来捐出来做为净土道场-说法。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法会。当时他闻说绥远灾情严重,他立将法会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计两千九百多元,全部捐出来。回到苏州,下火车即先去提款,把仅存的印书款千元再汇去。第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争,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应妙真、了然、德森等的请求,迁到城外木渎灵岩山去住。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印老时已七十九岁,他似预知时至,於是年十二月,在一封致德森法师的信上说∶

  德森法师鉴∶凡上海所有之款,通归印《文钞》,不必一一报明。光大约不久了,故将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决不与现在僧相同,瞎张罗、送讣文、开吊、求题跋,敛些大粪堆在头上以为荣。···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春天,他覆章缘净居士的信上说∶「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到了是年冬天的十月二十七日,身体不适,略示微疾。二十八日午後,他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到关房会谈,对众人说∶「灵岩住持,不可久悬。」他命妙真任之,众人咸表赞同,就订十一月初九为升座之期,他说∶「太迟了。」改为初四,他亦说∶「太迟了。」後来改为初一,他点头称可。

  初一举办过妙真的升座典礼,到初三晚间,他吃了一碗粥,然後对真达等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此後就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到了初四早晨一点半钟,他由床上坐起来,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到两点十五分,他索水洗手,洗手毕,站起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西方。」说过,移坐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点多,妙真到了,他嘱咐妙真∶「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之後就不再说话,只嘴唇微动念佛。到了将近五点钟,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老一生,由儒入释,主张儒佛融会,学佛由做人学起。故他平日以儒家伦理及念佛法门教人。他认为,佛法包括世出世间诸法,故应於父言慈,於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他说∶「欲学佛祖,需先取法圣贤,倘躬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

  印老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後,受在家弟子皈依,二十馀年间,皈依弟子十馀万人。他的著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他的弟子辈及上海缁素,在上海净业社的觉园,成立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刊印他的遗著,发行《弘化月刊》,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并且尊他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法师有一句话令人汗泪俱下!

  ---普天之下,

  有几个真念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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