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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法师:用行动弥补中国佛教的需求和不足
时间:2017/8/9 关注人数: 作者:学诚法师

 编者按:法显大师被誉为“民族脊梁”。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仅是他生平事迹之表象,他对中国佛教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在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学诚法师以《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为题做主旨发言。学诚法师结合法显大师所处时代以及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状况,客观分析了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非常之处。学诚法师指出:法显大师翻译经典数量或许并不突出,但法显大师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佛教的需求和不足,并用行动去实现和弥补,这最令后人感佩。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编辑学诚法师发言如下:

学诚法师(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的法显大师被誉为“民族脊梁”,大师虽然生活在距今千余年前的东晋时期,但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建立教法的宏深大愿、西行求法的坚勇志行及其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审视当今佛教面临的问题,探寻佛教复兴的契机,亦有着莫大的启迪。下面分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概要阐述。

补律典之阙,稳固佛教生存根本

佛法的住世与弘扬,僧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摄持,僧团就不可能稳定地存在,更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正如元照律师所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尽管有许多西域诸国来的僧人翻译各种各样的经典,但律典的翻译却非常罕见。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始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汉地才开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对戒律的翻译仍显凋零。东晋道安大师因应当时佛教僧团发展的需要,根据戒律的精神及当时僧团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作为僧团应遵循的法度。尽管这三例僧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团的管理,但对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国佛教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法显大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中记载,大师“志行明洁,仪轨整肃”,针对当时佛教经典翻译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忧心忡忡,“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正是这样一种为佛教担忧的心情,促使大师发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

种种因缘和合,大师于后秦弘始元年,与慧景等四僧结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严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随后漫长而又艰辛的求法岁月中,一同结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归,有的客死他乡,有的留居他国,最后唯有大师一人坚持走完了这条漫漫求法之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历时十四年,大师终于满载而归,于东晋义熙八年从海路返回祖国,实现了西行誓愿。在返回后的第四年,即东晋义熙十二年,大师受到庐山慧远大师的邀请,前往扬州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一起翻译大众部四十卷的《摩诃僧祇律》。

在大师出发前往西域的第二年,即后秦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大师便来到长安,在随后十三年的时间里,罗什大师总共翻译380余卷佛经。因当时佛教需求使然,罗什大师亦极重视戒律的翻译,在来长安之后的第三年,便与弗若多罗开始翻译萨婆多部六十一卷本《十诵律》,并于弘始八年翻译完成。此外,法显大师归国前夕的弘始十五年,北天竺僧人佛陀耶舍译出了另外一部重要律典,即昙无德部《四分律》。另外,大师归国十年后,即刘宋景平元年,他从师子国带回的《弥沙塞律》,即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由佛陀什与智胜共同译出。

这样一来,短短二十年间,印度佛教上座部的五部加上大众部共六部戒律中就有四部翻译完成,极大地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也为随后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部律典里面,有两部都与法显大师有直接的关联,一部是《摩诃僧祇律》,一部是《弥沙塞律》。前者是大师从天竺取得,并亲自参与翻译的;后者是大师从师子国取得,由他人翻译的。在唐代以前,《摩诃僧祇律》在北方影响甚巨,《十诵律》则在江南较普及。

法显大师对于汉地佛教戒律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这不单单是因为大师从天竺和师子国取来了两部重要的律典,并参与了其中一部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大师那种对佛教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正是这样的精神和智慧,让大师在人生花甲之年,尚能做出西行求法如此重大的决定,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纠义理之偏,开启佛法兴盛源泉

法显大师西行求得的戒律,对于僧团能够健康存活于汉地,从而使佛教在中土扎根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但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还不止此。大师求得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对于当时佛教界义理上的偏失,亦发挥了有益的弥补作用,同时也为开启一个崭新的佛教义理时代,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总体来看,在唐朝之前,中国佛教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受小乘佛教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东汉中后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第二是受印度大乘中观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魏晋时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已经兴起;第三是受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南北朝及隋唐初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已经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与第三个阶段之间,也就是大约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从佛教僧团的组织形式上看,正由零散的组织向有序的组织过渡;从佛教义理上看,正由大乘中观派向大乘瑜伽行派过渡。而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时期,正处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

正如上面所说,大师所抉择的历史使命——求取并翻译律典,与当时时代对佛教的要求紧密契合,并如其所愿地为中国僧团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佛教义理方面,大师西行所求得并翻译的经论,如《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也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佛教义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什么大师会如此重视这两部经典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此时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尚未兴盛,而大乘中观派的第一个兴盛时期已经过去。在当时对大乘教理的研学相对冷寂的时期,大师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有怎样的影响呢?《大般涅槃经》的翻译,直接启发了道生大师“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亦能成佛”等佛性论思想的提出,从而促使中国佛教从对缘起性空的哲学思辨逐渐走上了对真常唯心等心性本体论的构建。而《杂阿毗昙心论》的翻译,也使汉地学僧对毗昙学的重视又提到了日程上来。毗昙学以讲习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义学而得名,而《杂阿毗昙心论》则是其主要的论典之一。毗昙学的兴盛,也为汉地佛教从大乘中观派过渡到大乘瑜伽行派提供了良好的外缘。

回首过去,中国佛教已历经两千年的沧桑。在这沧桑历程的起步及发展阶段,来自西域、天竺乃至师子国的僧人,以及前往这些国家取经的中国僧人,都为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及健康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僧人在弘传佛教的同时,也担当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友谊的使者。毫无疑问,法显大师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作为翻译家,从经典翻译的数量上看,或许大师的成果并不突出,但对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佛教来说,大师能自觉意识到当时因缘下佛教的需求和不足,并以之为己任,用高度的智慧、忘我的精神和坚韧的行动去实现和弥补,努力地推动佛教向前发展,这正是大师深为后人感佩之处。今天,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同样面临着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严峻程度与当时大师所处的历史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要想走向复兴,对僧团的有力整顿以及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应是必由之路。这也是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足迹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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